“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明日开幕，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教授解读

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将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

从实物贸易到制度建设，广东以文明交流为魂，尽显历史自觉与创新精神。展览甄选逾200件精品文物，力求系统展现一千年来广东对外贸易制度的独特贡献。

展览以时间为脉、以文物为证、以制度为线，解密岭南大地延续千年的开放传承与辉煌，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中山大学是本次展览支持单位之一，该校历史学系系主任安东强参与本次展览大纲审稿。羊城晚报记者就此专访安东强教授，梳理广东外贸制度千年演变的脉络，解读广东何以“广”交天下的千年史话与启示——

“三方共赢”的历史智慧

羊城晚报:本次“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与其他展览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制度”这条历史脉络，您认为观众应该如何“读懂”这次展览？

安东强: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试图去揭示和解读文物背后广东对外贸易制度的一千年演变脉络。展览所提的“一千年”，并不是虚指，而是有明确依据的。

广东的外贸活动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比如世界上第一个有官方史书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文献记载徐闻设“候官”专管贸易。但真正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由国家主导或深度介入的管理制度，并产生深远影响，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算起，距今大约是一千年。其实国内对外贸制度史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我们也想通过这次展览把学术成果转化好讲给普罗大众。

羊城晚报:有哪些关键的“制度节点”从根本上塑造了广东的外贸格局？

安东强: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宋代，特别是北宋元丰三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

《广州市舶条》被认为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后来推广到全国各市舶司。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开始系统化、法典化，奠定了后世制度的雏形。

尽管唐王朝为应对海外贸易拓展及国家财政需求增长采取了系列举措，比如设市舶使、凿大庾岭路。但当时市舶使的职能仅负责督察地方官进奉海外珍异，没有征关税权。后来市舶使的权力逐渐增强才开始形成市舶机构，这标志着外贸从地方兼管逐渐转向中央垂直管控。北宋将市舶制度从广东推广至全国各个沿海口岸。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明代。

明代中期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地方在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

当时在朝贡贸易体制下，广东地方为了应对财政压力、满足各方利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和政策调整，包括税收上复用宋元时期的抽分制，万历年间又改为丈抽方式，既拓展了中外交往，又显著增加外贸收入，实现了朝廷、地方和民间商人的“三方共赢”。

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地方因势应变的能动性，也为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区域合作、灵活开放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政策。

这并非传统认为的“闭关锁国”，而是清政府对西洋贸易管理方式的调整。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状，赋予其在印度及亚洲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垄断权。清政府则同样将对外贸易的管理集中于粤海关，广东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粤海关监管的十三行垄断体制为基础的外贸体系。它深刻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中西贸易格局，也是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四个关键节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交会。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奠定了当代广东外贸繁荣的历史基础。1957年广交会应势而生，成为新中国打开国门、对抗封锁的重要平台。

在新中国面临外部封锁的背景下，广交会的创立为国家开辟了“以贸破局”的路径。可以说广交会既是国家经济外交的风向标，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改革发展史，并持续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生命力。

展厅现场

历史选择了广东

羊城晚报:广东外贸制度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为什么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广东能始终“在场”并处在核心关键的位置？

安东强:首先是地理与气候优势。广州及周边地区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在古代帆船贸易时代，这里就是理想的停泊和补给点。古人是富有经验智慧的，直至今日，广州地区受台风直接袭击的概率都相对较低，受台风袭扰的程度很小，航行安全性更高。

其次，纵观全球贸易航线的演变，无论是古代的近海航行，还是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欧洲经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而来的主航线，广州都是进入中国沿海的首选或重要枢纽之一。这种区位优势使其长期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上。

羊城晚报:在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建设乃至全球贸易中，千年来的广东外贸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安东强: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开篇直言:“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然而，当将视角转向世界史时，他断言:“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

在传统的、以中原王朝和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正史叙事体系里，可能大家觉得广东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从整个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往来来看，广东一直处在枢纽的关键位置。某种程度上讲，广东承担了为整个中华文明“呼吸”的功能。

广东所处的南海地区是整个海洋世界中非常重要的枢纽地区，可以说是东西方海上交往的“十字路口”，而广东是这个“十字路口”上历时最久且最具延续性的枢纽与引擎。

它不仅是商品、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更是催生与输出新经济模式、商贸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历史中心。“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梁启超也明确指出广东的重要地位兼具世界性与全国性。

羊城晚报:在广东外贸制度演变中，有哪些特质是一脉相承的？

安东强:和平与包容，始终是广东乃至全国外贸制度史中不变的基因。如果600年前你有一支全球“顶配”的远洋船队你会做什么？中国历史给出的答案是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波澜壮阔的篇章。

广东的海外贸易史，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生动缩影，也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深刻注解。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广东的实践，其主要驱动力一直是经济和商业利益，而非领土扩张或殖民掠夺。

广东外贸史中也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从唐宋时期开始在广州设置“蕃坊”，允许外国商人聚居并由其“蕃长”进行管理，到明代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再到清代在十三行区域设立商馆供外商居住和贸易，都体现了一种“分而治之”、和而不同的智慧。

它允许不同文化、宗教、地域的人群在一定的秩序下共生共荣，而不是采取排斥或同化的极端手段。这种环境为长期的、稳定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任何人来到广东，都不会有一种排斥感和距离感，都能够得其所哉。直到今天，广东这种历史特质依然可感知可触碰。

所以说，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广东经过千年演变所营造出的可信赖的交易环境和高效的商业制度，决定了为什么是广东而非其他沿海地区，能如此持久地成为中外商人共同认可的贸易枢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广东。

何文涛、朱绍杰、周欣怡、通讯员 粤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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